KK体育在应对政府一方时，蔡元培也面临着两难处境：五四后，政府发布了口气强硬的训令，“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教育部183号训令）。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理应遵守执行；而另一方面，蔡元培一向“痛恶官僚”，对应付官场文牍，仰人鼻息的苦役早已不堪忍受，加之此次虽然“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但毕竟出于“爱国热诚”，于情于理都无法采取政府明令的高压举措。所以，处于政府与学生的对峙之间，“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陷入进退两难处境的蔡元培，实在也没有比辞职更好的选择。

　　但在辞职之前，营救被捕的32名学生出狱，不仅是运动得以继续和社会各界加盟的重要原因，也是校长的分内要务KK体育。据曹建说，蔡元培于五四当晚，在三院大礼堂安慰了束手无策的学生后，径赴段祺瑞平日敬重的一位孙宝琦老前辈家中，见其面有难色，“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蔡孑民先生的风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里也说：“蔡先生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5月7日，蔡元培和各校校长答应警察总监吴炳湘所提出的不参加国耻日群众大会和立即复课两项要求后，被捕学生被保释出狱。

　　比起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的辞职呈来，蔡元培离京前留下的一纸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刊于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12日同刊有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学生常惠问的通信，对其出处和文义作了解释）因其中流露出深痛的“自伤之情”，产生了更为巨大的震撼力，加上蔡元培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备于一身的新旧资望，所以在北京学界的罢课要求中，于拒绝和约签字、惩处曹、陆、章，亦即“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条款外，又多了一项挽留蔡元培的内容——挽蔡因而也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在6月10日罢免曹、陆、章，6月28日拒绝和约签字后，仍难以平息的一个原因。

　　但挽蔡运动遇到的最大阻力倒不是来自政府方面，而是“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的蔡元培，立意像戊戌变法后一样出京就不再回头。深知众怨难犯的当局巴不得蔡元培早日返校，以求弥平风波，所以一再慰留电请，并派专人南下诚邀。

　　蔡元培一生出言、行事皆不喜走极端，性情温和，致有“好好先生”之称，但熟悉他的人却知道，在其谦冲和蔼的背后，自有一种坚毅的风骨，所以，蒋梦麟说他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陈西滢说他“处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实乃“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关于蔡先生的回忆》）这一点在他一生数十次的辞职中不难看出。与1912年联合同盟会成员退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内阁，1922年为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辞去北大校长之职、1928年坚辞政府委员、监察院长、大学院长之职等著名事件相比，五后的辞职无疑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出京南下后，蔡曾于6月15日拟有《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读来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他先是拒绝接见各方代表，随后又推荐蒋梦麟自代，最后又称病拖延行程的一系列策略。

　　一般而言，五四运动的胜利标志是拒绝和约签字与罢免曹、章、陆；但对于北大来说，释放被捕学生，挽留蔡元培校长，乃是更贴身的事。所以，北大学生会及教职联在暑假间的一项要务，就是多方设法以促成蔡元培的复职。遭遇如此强大的挽蔡运动，打定主意想从此息影江湖的蔡元培，最终也只好重出江湖。9月20日的开学仪式，本就是喜庆的日子，加上蔡元培的回校，整个北大都似乎焕然一新。除了开学典礼，马叙伦和张国焘还分别主持了教职员和学生的欢迎蔡校长大会。

　　在学生大会上，另一位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方豪致辞，开首即曰：“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可说代表了广大学生的心情，这让人想起黄炎培所描述的南洋公学时期“师生于于焉，喁喁焉，若群雏之围绕于其母，共晨夕，共食宿”的感人情景。方豪演说的收尾再次印证了这种感情：“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以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与这些溢于言表的深情相比,方豪欢迎词中间部分更值得回味,它总结性地阐述了五四运动与蔡元培教育理念之间的某种错位: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KK体育，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于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

　　由此可见，学生并非不理解蔡校长的良苦用心，也并非不能接受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只是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其实揭示了国弱政敝情境下教育的困境，或者说，“读书”与“救国”之间的某种难以把握的平衡。蔡元培“救国不忘读书”虽是针对五四救国无暇读书之弊的矫正，但也只有在五四已经告一段落的情势下，才可能为更多学子所接受——即使如此，“救国”与“读书”在许多人心头也依然是一个问题，如同川岛所困惑并追问的：是“读书不忘救国”还是“救国不忘读书”？是“回到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呢？还是“到民间去”？（《五四回忆》）

　　罗家伦回忆说，蔡元培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但是，“到五四以后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读书”与“救国”看似并置兼重，但在蔡元培的思路中无疑有所侧重：如果说五四前他更看重上句的话，那么，五四后他显然更强调下半句——这种认知可说此后持之以奉终生，比如，五四一周年，他专门撰文称，“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希望学生“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去年五月四月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1922年的讲义风潮中，面对汹涌的人群，他愤怒地说：“我和你们决斗。”即使在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再担当具体管理之责后，蔡元培也没有改变其主张：1928年，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仪式上的讲演题目就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之现状，再次呼吁“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1931年，更发表了题为《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报告，把“读书”远远高置于“救国”之上……

　　离开北大的蔡元培，依然关注着北大，为北大学生写荐书，营救被捕的许德珩、侯外庐；北大也依然惦记着自己的老校长，每逢周年出纪念刊，总给他留下题词与序言的位置。冯右兰曾转述一位外国人感到迷惑的话：北大的学生都很高傲KK体育，但到了蔡先生面前，似乎都一下子成了小学生。蔡元培“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任期如此之短，本当形同过客，但事实上于北大，于蔡元培，这段经历都非同小可：蔡元培因北大而使其教育家生涯倍显荣耀，北大因蔡元培而步入辉煌，确立其现代传统与校格——回顾百年校史，“救国”与“读书”一直是北大精神的两根主线。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