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 ——蔡元培《在北大线日）

　　蔡元培是与孙中山一起干革命的元老，曾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长北大十年半。迄今为止，他是影响北大最深、最受敬重的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的名望也难以被超越。

　　老北大的师生员工，都称他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KK体育。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非常敬重他，每次提及时“只称蔡先生而不名”，生平最佩服蔡先生的领导作风，“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傅安明《回忆胡适之先生》）

　　不同政治势力争论“五四运动”的正统。无论谁领导、谁传承，五四运动主将、骨干、中心在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既有右倾，也有左倾，这是不争的事实。蔡元培对过热的政治运动有所保留，但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也是不争的事实。

　　将“五四”前后蔡元培言行的多个细节串起来，虽然他没有直接领导这个爱国运动，但清晰表明了其引导、支持、保护的逻辑和立场。

　　细节一：1919年5月2日，他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与傅斯年、许德珩同班的北大学生何思源在《五四运动回忆》中说，蔡先生“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细节二：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KK体育，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3日凌晨，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印证此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徵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连夜去看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遂有打赵家楼的事。”

　　细节三：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抗议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

　　细节四：3日晚，北大在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实质是“五四”的动员大会，推定许德珩起草宣言。蔡元培不仅批准召开会议，而且为方便许起草宣言，“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整队出发到，蔡先生是支持的。”（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

　　细节五：5月4日上午约11时，学生队伍在红楼后的空地集结，准备出发之际，教育部派代表和军警前来阻拦，北大队伍因此最晚抵达广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北大1917级哲学系学生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都声称蔡先生有阻拦。蔡元培本人回忆，对1918年夏学生反日请愿有阻拦且事后辞职，但对1919年“五四”没有阻拦。“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细节六：蔡元培不仅拒绝开除学生，而且全力保释被捕学生。学生队伍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20名北大学生。5月4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之责”，对不遵守约束、参加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支持“五四”的蔡元培当然不会执行。

　　相反，当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商讨救援被捕学生。他来到现场，对束手无策的学生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全场欢声雷动。接着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日起照常上课”。（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蔡元培日夜奔走，极力营救被捕学生，其中一招就很绝。前外交总长、财务总长，时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孙宝琦为段祺瑞所敬重，5月4日晚，蔡元培前去拜访，请他设法向段求情。孙表示困难，“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为救爱国学生，他是不惜老脸了。

　　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校长集聚北大，商谈营救被捕学生，会议声明“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5月6日，蔡元培带领各大专校长与警察总监吴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释被捕学生；当晚，又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商议次日学生停止罢课，北洋政府保证释放被捕学生。

　　细节七：5月7日，北大学生复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20位学生全部释放。学生返校时，蔡元培率全校师生员工在红楼广场迎接，致词慰勉。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回忆，“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又见《回忆蔡元培先生》）

　　“五四”后，蔡元培已敏锐地察觉“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又见《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政府、学生双方都想把事情搞大。“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失控，在赵家楼打、砸、烧行为的确涉嫌违法，他作为校长必须扛起责任，不宜恋栈。据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回忆，5月4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时，蔡先生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果然，为保护学生、保护北大、保护自己、免激矛盾，5月8日，即被捕学生释放后第二天，蔡元培“引咎”辞职，次日悄悄离京。

　　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谈话时，他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晨报》，1919年5月13日）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信中明确表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

　　校长爱护学生，学生敬重校长。5月10日，北京各校在北大开会，迅速发起挽蔡元培留任（简称“挽蔡”）的活动。先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致函政府：“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日，北大教职员工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沈士远等8位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表达全体师生挽留蔡元培任校长的呼声。

　　北京各大专校长见政府对慰留蔡元培始终不表态，5月13日向政府集体递交辞呈，以此支持蔡元培，表明共进退的坚定决心。大总统徐世昌表面文章做足，暗地小动作频频。5月14日，签署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日，将挽蔡命令与挽留“五四运动”矛头直指的陆宗舆、曹汝霖命令一并在《晨报》发表；同日，又下了两道弹压罢课学生的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门约束学生，“毋得干务政治”。5月15日，将同情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由此可见，与学生“挽蔡”真挚情感不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消极敷衍，毫无诚意。

　　于是北京各校学生继续罢课，核心诉求三个：中国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半个月后，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声援，形成运动新高潮。军阀大肆抓捕上街演讲、的学生。北大三院“校舍化作军营，被捕的一千一百余人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六百余个”。（罗家伦《北京大学精神万岁 民众革命精神万岁》）

　　法不责众，何况已引起公愤。北洋政府的监狱关不了这么多爱国学生，只好不了了之，释放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在北大师生、全国教育界工商界、社会舆论的持续联合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继续让步。6月10日，下令免曹、陆、章三人之职。6月26日，主持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致电在杭州隐居的蔡元培，不接受辞呈，“学府主持，非公莫属KK体育。众望所在，翘企同殷。”同时专门派徐秘书抵杭劝说，以表挽留诚意。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听取“老谋客”汤尔和的建议，7月9日复电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长，以胃病未愈为由，未立即北上（实际到校时间为9月20日），期间暂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7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蔡元培复任两条件：（一）不参加校外会集；（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所谓“听指挥”，即希望学生不仅要尽快复课，而且不能随便罢课。

　　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提出完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

　　去杭州迎接他回校的段锡朋回忆：“先生以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挥真正的爱国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先生昭示的名词。”罗家伦也回忆，蔡先生“到‘五四’以后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一方面肯定学生“五四”以来的贡献和价值，“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另一方面指出国民永久觉醒非一时之功，勉励学生扩充知识，“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

　　1920年1月，蔡元培撰文《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提出“弊大于利”的观点。他认为罢课的损失比罢工、罢市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不客气地批评部分学生会混水摸鱼，“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呼吁学生认清自己的能力和主业，“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最后劝告学生：“打定主义（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和农动一样，不可能先天正确、永远正确。蔡元培对政治、教育、社会的阅历和思考，不是20岁左右的学生可比拟。他已经看出的负面冲击，可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甚至左右，因而明显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素有一种成见”，“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这段话的本意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反对学生（含20岁以上）直接、过多干预政治，反对学生因参与爱国活动而荒废学业。

　　彼时国运萎靡，国势危急。各种政治势力甚至外国势力培植代理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争夺青年。大学及其校长夹在中间最为矛盾难受，既肯定学生爱国热情，又对学生荒废学业深为惋惜，所以经常呼吁政治势力不介入学校和学术。当然，这种呼吁只是一厢情愿。

　　只做学术不谈政治、既独立社会又影响社会，无疑是缘木求鱼。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一介校长，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浓厚，无力回天。

　　“五四”之后，“政治”北大已是愈演愈烈，越陷越深。蔡元培对起来后的学生心态变化，早有先见之明。“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对于“五四”运动后的“负效应”，不少人都有所察觉，并表示出某种忧虑。查毓瑛在致胡适信中（7月3日，具体年份不详），批评北大的一些不良倾向：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议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有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一些北大学生尝到运动的甜头，挟爱国胜利之余威，乐此不疲搞请愿、。北大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许多事情不容学校干涉，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放肆，宿舍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俨然“独立小国”。

　　蒋梦麟回忆，“五四”胜利之后，如蔡元培、胡适所料，北大一些学生“为成功之酒陶醉”。多次以罢课向校方提出无理要求，“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例如学生竟然取代学校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免费发给讲义。（蒋梦麟《西潮与新潮》）那个年代的北大学生，有好政治、好学运、好上街的“三好”风气，持续甚久，影响甚广。

　　蔡元培向来温和尔雅，是谦谦君子，很多人误以为是“好好先生”，其实很有主见和原则。“殊不知他‘外柔内刚’，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格”（罗家伦《蔡元培先生的风格和远见》）；“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其行至方，语至直，从不阿合于人”（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任鸿隽《蔡先生人格的回忆》）。

　　1922年10月17日下午、18日晨，北大爆发“讲义费风潮”。蔡元培与学生公开冲突，也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最激烈的冲突。“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基于对学生不可理喻行为的极度失望和痛心，10月18日，蔡元培果断辞校长职。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同日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北大校务瘫痪。

　　辞职，辞职，辞职！在险恶黑暗的政治旋涡和恨铁不成钢的学生面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十年半，至少辞职七次。他以《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立场，“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进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