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按照辞书中的定义，五四运动之所谓“运动”，系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在中国古代典籍如《易经》《尚书》及其注疏作品中，都出现过“运动”一词KK体育，其意涵大体如字面所示，或指世间万物的变化过程，或指个人身体的物理活动。19世纪后半期，《万国公报》《申报》等中文报刊提到“运动”，大多也是指物置之变化或个人身体之活动，如“电气运动”、“地球运动”、“机器运动”、“知觉运动”等，群体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会”也开始见诸报端。

　　20世纪初，“运动”一词继续用于物理运动、自然运动、生物运动、体育运动等场合，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物理学、动植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教科书，都设有专门章节介绍自然运动和生物运动的基本常识。与此同时，该词的社会政治意涵也逐渐凸显。《绍兴白话报》专门刊文解释这个现代白话词汇，将其用作及物动词，表示对他人进行说服和动员：“这运动两字，不是讲身体的运动，是讲去运动别人，要他相信。或者想得名者，就装规矩的样子，好使人敬重他，或者想谋机会，就用讨好的法子，好使人信用他。”《大革命家孙逸仙》记载，孙中山“以秘密会为运动之机关”，史坚如为惠州起事而“努力运动”。《清议报》报道：“英人某售银货于韩廷，欲借以运动一切。”这几处所谓“运动”，又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奔走活动之意。英人在厦门创办的《鹭江报》曾将白莲教、哥老会等秘密结社以及“革命党”的有组织活动均称为“运动”。

　　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独立运动”等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用法也开始见于报端，但使用频率并不高，且大多用于介绍各国政治局势，如俄国、土耳其之“革命运动”，英国、日本之“运动”。武昌起义后，以“革命运动”来描述本国政治的用法开始流行。这些“运动”显然已经是指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性政治活动。1903年拒俄运动期间，出现了“国动”的说法，由东京江苏同乡会创办的会刊《江苏》发表时评，称赞“对于俄约之国动”体现了“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此乃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但这一概念短期内并未普及，要到十余年后才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新青年》等报刊上。而在商业性报纸《申报》中，“国动”在1919年之前仅被使用寥寥数次，指称清末新政期间的立宪运动和民国初年的民众动员。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过形形的“运动”。梁启超于1922年发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的知识进化有三个阶段：最初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师夷长技和西书翻译；随后从制度上感觉不足，遂有变法维新和废除科举；最后从文化上感觉不足，遂有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译介和传播。他所提及的三个时期，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作“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作为经典教材广为流传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辟有专门章节讨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立宪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的主体与性质各不相同，有政府主导的自强革新（如洋务运动）或制度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有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如新文化运动），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抗争（如五卅运动），也有革命政党领导的武力变政（如国民革命运动）。但在1919年“五”之前和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运动”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谓大相径庭。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维新、新文化等历史事件都没有被时人称作“运动”，“运动”之名乃是后人阐释与建构的结果。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为例，对其全文检索可知，直到1935年刊载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报才第一次出现“洋务运动”字样。“维新运动”最早两次使用分别在1925年和1927年，但其所指并非戊戌变法，而是指20年代的社会政治变革。直到1931年，《申报》才在简介黄遵宪生平时明确提到他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一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其他群众性政治运动也是如此。《申报》对1900年的义和团、1903年的拒俄、1905年的美货等事件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却始终没有以“运动”名之。分别到1915年、1924年、1934年，该报才首次使用“排俄运动”（且指波斯而非中国）、“义和团运动”（介绍《向导周报》以该运动为主题的“双十特刊”）、“美货运动”（称其根源在于国人因美国取缔黄色人种入境而“痛心疾首”）等说法。

　　五四运动则不然。1919年5月4日的事件发生后不久，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大报刊媒体便将其明确命名为“五四运动”。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存在不同的说法。胡适在一篇很有影响的纪念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是由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最早使用的。这一天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称“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乃至中国国民的“创举”，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社会裁制”和“民族自决”。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总罢课宣言》，宣言写道：“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维之效，又增其咎。”同日，该联合会致函北京报界，称其“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而据后世研究者考证，该说法最早见于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电文称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现”。无论如何，“五”发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提法即在社会各界迅速流行，当无疑义。仍以《申报》为例，自1919年5月18日首次提及“五四运动”之后，凡报道及评论学生界动态均采用这一说法，到年底至少已有100余次。

　　五四运动与此前文化革新运动之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名称之由来，可兹佐证。通常认为，始于1915年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乃五四运动的先声。但从媒体报道和评论来看，在1919年5月4日的事件发生之前，并没有人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所倡导、以《新青年》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的文学革新和思想解放活动称作“新文化运动”。周策纵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在“五”发生后的半年内开始流行的，1919年12月《新潮》编者在答读者问时自称“新文化运动”，此后这一说法逐渐为报刊媒体广泛采用。黄兴涛也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并非运动兴起之初就已出现的概念，而是后来社会上和运动倡导者们自身“迟到的命名”。

　　可以说，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向文化教育领域延伸，“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才逐渐盛行起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使用及意涵。1919年9月，江苏省教育会决定以“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作为当年高等及中等学校学生“演说竞进会”的主题，并于报端解释其意涵，这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在11月初印发的《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文写道：“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动、学术思想运动”。这就明确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延续，而不是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把五四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领域中的延伸。未几，《世界教育新思潮》刊文称，“国动的倾向已从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已从浮泛的而变为根本的”，已从“政治运动”而变为“新文化运动”，“现在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那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改造和解放等等，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么？”同样认为是先有政治运动，然后才有新文化运动，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拓展。“五”一周年之际，郭绍虞更确凿地写道：“五四运动，确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先有“五四运动”后有“新文化运动”，也是许多亲历者的共同印象，如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KK体育，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我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因此，确如论者所说，只有在“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才应运而生，而五四运动正是使新文化“运动”起来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首刊于《党史研究》2019年08期，原题《“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作者李里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节选该论文第一部分，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