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导读：三年困难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当危机过去之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需要清理干部队伍，追缴贪污的赃款，由此开启了“四清运动”，然而“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导致了后来一场更大的运动。

　　三年困难发生的信阳事件，更是让老人家深思，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为什么存在严重问题，而这关系到我们这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有必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为了更深入了解这场运动，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四清运动”的国际背景。

　　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有相互支持，也有相互斗争，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再是此起彼伏，而是由支持转为斗争。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分裂。

　　赫鲁晓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的恶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老人家看来，苏联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篡权，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重大分歧，“四清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

　　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主要在“三和两全”的问题上，“三和”即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否定阶级存在不谋而合。

　　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老人家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并认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老人家反对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变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老人家反对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老人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议会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等观点，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对于“全民国家”问题，老人家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对于“全民党”问题，老人家认为，“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指出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

　　老人家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己变成“修正主义”，而国内也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从赫鲁晓夫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以老子党自居，强迫其他国家为苏联的利益让步。

　　鉴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让老人家不得不思考深层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颠覆苏联式的自我否定，意味着修正主义开始，也是和平演变的开始。

　　既然苏联被修正主义篡权，那么苏联现在这套模式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照搬，因此我们需要走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

　　于是，当苏联停止了对我们的援建投资之后，为了维持住工业化，我们便以人民公社来应对当时的变化，并且提出了“三面红旗”。

　　1959年夏，将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以及《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等材料送老人家。

　　老人家阅过之后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那些足以使他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样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当法宝，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老人家又给王稼祥写信，王稼祥当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信中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KK体育，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后来，老人家将这两首诗给减克家、徐迟的信指出，“国内挂着‘’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毗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1959年8月19日，老人家在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的信中指出:“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老人家准备“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并“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9月4日，老人家写信给和吴冷西，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KK体育，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

　　他还指示以通讯的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

　　“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

　　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可不是嘴里这么说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期间就对我们的人民公社以嘲讽的态度。

　　据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老人家，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

　　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

　　1953年至1959年，杜勒斯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意识强烈的杜勒斯上台后，立即提出具有纲领性的所谓“解放战略”，他主张用自由、民主、宗教等“精神力量”来战胜，使国家发生“和平的转变”，从而正式提出西方敌对势力酝酿多时的和平演变战略。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更是让老人家意识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于是从1957年起，他开始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这一报道被新华社编发在《参考资料》上。

　　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

　　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老人家专门让人印发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说，他让到会同志认真看一看并说道。

　　他认为杜勒斯宣称的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其实“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步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不仅苏联对“三面红旗”表示质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老人家对此开始思考，“三面红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

　　人民公社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单位时间内在土地上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以维持住工业化的投入。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人民公社可以大范围解决群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当时为什么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一大家人，主要原因就是以上这些重大的生计问题被国家承担了，没有住房、教育、医疗等压力。

　　当时的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不大，没有贫富差距，你的收入和我差不多，那我们之间就不存在话语权的问题，不存在你钱多所以你就可以嗓门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了对应的经济基础。

　　今天很多人崇拜明星和老板，其实背后还是因为经济差距造成的心理落差，如果今天人人都年入百万，买房跟买菜一样，谁还会痴迷明星和老板？

　　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家人，我是他们的依靠，我让他们一生没有恐惧，我凭什么要崇拜你们？

　　这些人在中瞎指挥，有的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作为今后升迁的资本，给人民群众施压，定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比如浮夸亩产上万斤，报这么高就要上缴相应比例的粮食。

　　于是，这些地方干部就对农民采取超高征购的做法，有的甚至把种子和农民的口粮也收走了，由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出现大面积饥荒。

　　这种情况显然会受到农民的和反抗，你这么做不让人活，那么肯定会造成矛盾激化。

　　于是，这些干部将矛盾归咎于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他们的逻辑是你让我，我了，你们又说我不对，这说明就有问题。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老人家的问题？还是一些地方干部的问题？

　　他深入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因为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必须要先知道别人的路是怎么走的，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正确的认知，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走得更稳。

　　我们今天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老人家不退居二线，会不会没有三年困难时期呢？会不会没有中的“五风”呢？会不会没有“信阳事件”呢？

　　这些地方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大刮虚报浮夸风，逼得农民把最后的口粮都交出来，造成饿死人的情况，这种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们表面上是我们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蜕变成敌对阶级。

　　当时大部分人文化程度低，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而不识字就看不懂文件，看不懂文件又怎么传达我们的大政方针呢？又如何将实际发生的情况上报中央呢？可见，老人家当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多难。

　　会识文断字有点文化的人，出身基本上是地主富农以上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时，也只有富农地主等家庭出身的人，才有可能读到大学，普通老百姓连私塾都读不起。

　　“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 2600 万增长到 6400 万，大学入学人数从 12 万增长到 44 万。

　　然而，相比而言，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更有利于城市学生，尤其是特权阶层的子女，比如旧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 这些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资源，这就为后来的各种事件发生埋下了隐患。

　　在我们的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住工业化，老人家提出了让地方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来，于是我们将四大权力下放到地方，其中就包括人事权。

　　人事权下放到地方之后，在当时大部分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人事任免中便任用了一些有文化的人来当干部，而这些有文化的人出身就是曾经被革命的对象，他们在土改中失去了原来手中的利益，现在混进了干部队伍里，自然会为了他们原来的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期间，除了爆出“信阳事件”之外，还有些干部开始搞特殊化，他们不但不参加劳动，还出现了多拿多占的情况。

　　此时周边环境也变得日趋紧张，北面的苏联在我们新疆策划了“伊犁塔城事件”，大批中国居民逃往苏联；西面的印度在中印边境上不断蚕食我们的领土；南面美国亲自下场侵略越南，威胁我们的南大门；东面的蒋介石和日本勾勾搭搭，企图，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明确指出，“有一些干部，不严肃对待党的政策，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标新立异，自以为是，”“还有少数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行为恶劣，违法乱纪，借刮‘共产风’的机会，徇私舞弊，混水摸鱼，甚至故意制造混乱，乘机破坏”。

　　干部队伍出现问题，这些有问题的干部又制造事端，与群众发生矛盾，造成一些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抵触情绪。

　　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老人家认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完全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可能出现修正主义，导致和平演变。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老人家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当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老人家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老人家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

　　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重申了老人家讲话的精神，强调“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既然国内外都存在“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的危险，那么当然有必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巩固我们的政权。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财政面临巨大困难，国民经济恢复，需要巨额的资金，因此一开始的“四清运动”和“五反运动”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清理。

　　城市中搞的则是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无论是农村的“四清”还是城市的“五反”，最初目的斗是从腐化堕落的干部中清理出被侵占的剩余积累，防止大家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占有。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将这些贪污腐化的干部侵占的财产清理出来，无疑可以缓解当时的困难。

　　到了后期，当“四清运动”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之后，才由单一的清经济，演变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防止发生“和平演变”。

　　“四清运动”从试点铺开到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要从1963年5月算起，当时老人家在杭州召开会议，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

　　这次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一开始就讲认识是从斗争和实践中来，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需要在斗争和实践中认识，因为世界在发生变化，因此要发动群众斗争和实践，才能提高他们的认知，否则他们就无法识别混在队伍中腐败堕落的干部。

　　十个问题的大致意思是，我们必须坚持“三面红旗”，同时要看到阶级依然存在，依然需要阶级斗争，而进行阶级斗争要依靠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同时要注意方法，要团结大多数人，建立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清理干部中腐败堕落分子，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这里特别提一下，老人家为什么要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呢？之前我们提到过，因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培养阶级感情。

　　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系上存在共事，才有可能共同经历一些事情，只有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在心理上产生共情，最终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战友之间的感情为什么很深，因为一起上过战场，一起生死与共，才会有这种过命的交情，而干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跟人民群众接触，不可能人民群众共情和共鸣，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干部参加劳动，便没有时间和机会在办公室里喝茶琢磨的事情，在田间地头有群众监督，哪有时间和机会？

　　等干了一天活儿之后，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倒下床就睡着了，哪有精力琢磨腐朽堕落的事情呢？

　　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一线领导少奇同志亲自挂帅。

　　对于一线领导来说，清理干部队伍很有必要，因为财政出现了困难，而要恢复经济，必然需要资金，那么资金可以从的干部身上获得。

　　1963年9月，一线领导在前十条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法。

　　对于“四清运动”，相比之前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老人家采取了谨慎的做法，强调先试点再铺开，分批分期进行，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不急于求成，要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老人家特别强调，“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前期对于“四清运动”的态度，一线领导与老人家一致，就是要清理地方存在的有问题的干部，方向大家都认同，接下来就是清理的具体方法。

　　1963年11月14日，老人家再次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也就是对前十条和后十条的解释说明，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清楚明白，包括地、富、反、坏、右这几种需要被改造的人也清楚明白。

　　这个通知写得很清楚，要基层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农民讲明白，懂得我们的政策，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不搞阴谋诡计，而是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我们这场运动会是怎么搞法。

　　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补充说明的通知，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佞人们要将其定义为“左”，只能说这种说法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而不是出于解决问题的态度。

　　但是，在实际的“四清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左”的问题，不过出现“左”的问题不是老人家，而是一线领导。

　　由于当时一致认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把失去的政权夺回来，于是出现了“白银厂经验”、“桃园经验”、“小站经验”和“北大社教”的夺权样板。

　　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即有名的“白银厂经验”。

　　一是在企业职工生活困难时，利用企业闲置设备，如汽车、发电机、钢材、汽油、柴油等物资与当地农村搞“生产协作”，以换取粮食及副食品，用以缓解职工生活困难。

　　二是个别干部工作作风存在一定问题，、官僚主义、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现象在个别干部身上有所表现，甚至较为严重。

　　三是企业生产管理的制度不尽完善，生产经营中出现一些漏洞，贷款汇出后，订货不到位的情况未能及时查处，出现一些“无头案”。

　　四是在精简企业职工过程中，由于政策掌握不当，引起内部一些矛盾，部分被精简的职工对领导有怨言。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国权身份是旧部的子女，其父亲是少校团副，岳父是资本家，解放前曾经在北京开过“万里香”大烟馆，1952年“三反”、“五反”时被判过徒刑，崔国权本人则是吃喝玩乐，玩弄女性，过着极度糜烂的生活。

　　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常耀华，出身大地主家庭，祖父是前清拔贡，父亲是上尉军官，常耀华本人在工作中利用职权，安置和包庇坏人。带头大搞非法“协作”，从中牟利，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经理李子奇，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贪图享受，追求名利，同一些坏人同流合污，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利用关系，把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品质恶劣的人，提拔安置在各种领导岗位上。

　　一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公司共有重约2万吨的设备7000多台，到1962年底为止，基本完好率不足50%；居民点的住宅（面积3万平方米），差不多被拆光；以协作为名，盗出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现金值160多万元，换回生活品价值50多万元，国家直接损失100多万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约30元左右。

　　二是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和清查出来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共有379人，占职工总数的3.7%，其中集团和个人贪污万元或万斤粮以上的案件有8起，千元以上的案件有57起。

　　三是领导集团生活极端腐化，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国家遇到灾荒，职工生活困难时，却过着腐化堕落、花天酒地的生活。

　　四是社会风尚败坏，在公司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之风盛极一时。

　　五是反革命活动猖獗，在近两年中，先后发现的反革命组织，就有“民族党”、“中国农工”、“农工党”、“自由”、“救民党”五起。此外，还张贴反动标语、阴谋叛国投敌、破坏生产、阴谋暗害等案件多起。

　　六是抗拒中央指示，打击陷害好人，中央在七千人大会提出反分散主义后，他们仍继续大搞非法协作，中央一再指示不准盖楼堂馆所，这些人却动用修建工人住宅的投资，盖书记、经理宿舍。

　　白银厂的教训便是典型的只注重经济和技术，却不提政治，最终工人创造的价值，成了公司负责人贪污的赃款。

　　最终通过依靠工人，组织队伍，分化瓦解黑五类，对公司5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或逮捕等处分，对两名处级领导干部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先后有69名干部职工被戴上“地富反坏”帽子，47名干部职工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6名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占全公司1.5万职工总数的0.8%的干部职工被戴上各类帽子。

　　1963年11月，一线领导派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运动”，后来形成了“桃园经验”。

　　1964年春节，“四清”工作队放假，王光美回家过年，一线领导向她详细询问了农村“四清”的进展情况，提出要追上面根子的主张。

　　1964年2月29日晚，王光美返回河北，向河北省委卢风传达了一线领导的谈话内容，卢风根据记录大意，整理成《少奇同志谈“四清”》。

　　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得到了老人家的赞同和支持，他建议王光美，下次到南方去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并且派两个人跟她一起去。

　　后来，老人家的办公室派了秘书林克、卫士小张随王光美一起去参加下一期的“四清”工作队。

　　不过还是没有去南方，而是去了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因为王光美担心南方农村口音太重，听不懂话，没法开展工作，这次她换了个新的名字叫鲁洁。

　　桃园经验是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即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揭发举报，又鼓励相互检举揭发，被揭发的人集中起来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当时的桃园的支部书记吴臣，副区长苏长吉，便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打着的旗号，办的事”。

　　桃园经验后来被一线领导推广，原来“四清运动”由县委领导为主，变成了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工作队领导县以下搞四清，大量工作队下到点上，变成了大兵团作战，让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

　　这种做法不再依靠当地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反而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肃清。相比而言，基层干部在一线领导面前，一线领导更信任中高层的干部。

　　首先，领导夫人是否具备搞“四清运动”的资质？从组织关系上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领导身边的人如果不具备该资质则不宜介入，否则容易将组织的事情变成家务事。

　　其次，原本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以工作队来指导群众运动，抛开了基层干部。

　　另外，在“四清运动”中不但抛开基层干部，还对基层干部及群众使用逼、供、信、体罚等手段，这就使“四清运动”清理的对象出现了偏差。

　　实际上，职位的高低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干部可能侵占公有财产的多少，显然权力越大的人，侵占共有财产的范围越大，因此真正应该清理的是地方上的中高层干部，而不是基层干部。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占绝大多数，如果清理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无疑就是将我们与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而我们代表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做无疑就会让人民群众对我们产生怀疑。

　　“白银厂经验”是工厂的样板，“桃园经验”是农村的样板，而“小站经验”则是乡镇样板。

　　小站位于天津市区东南，原本是一片盐碱低洼之地，这里芦苇丛生，长期荒芜人烟。

　　1871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马厂驻兵，由马厂至新城修筑驿路，并沿途设置驿站，小站即是其中所设一站，因此而得名。由于三任民国总统都是从小站练兵起家，因此而闻名。

　　1964年1月，天津市委派驻小站的工作组进村后，首先组织辅导队向群众宣讲“双十条”，使群众了解中央政策，领会中央精神，主动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

　　自3月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来到小站搞“四清”试点，小站立刻集中了大批工作队员，其中包括《红旗》杂志编辑部十多人，以及中央宣传部的周扬。

　　天津市委为配合陈伯达的“四清”试点，陆续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加强小站地区“四清”分团的力量。

　　市委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带领50名干警，也来到小站地区投入“四清运动”，小站一时间的“四清”工作队员多达5000余人。

　　小站的“四清运动”中张凤琴，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以及天津市南郊区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被陈伯达定性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

　　小站镇党支部书记张玉仑，1955年在天津南郊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区人民委员会委员，被陈伯达定性为“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继而又将张玉仑的三姐夫吴凤山、外甥吴寿臣定性为“张吴反革命黑帮集团”。

　　坨子地前任党支部书记姜德玉，1954年被评选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56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曾三次受到老人家和周总理的接见，1959年当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陈伯达定性为“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陈伯达在小站的“四清运动”中制造出三个“反革命集团”，涉及众多的基层干部，这就是典型地把事情往坏的方向引。

　　工厂、农村、乡镇都有了“四清运动”的样板，教育部门也不例外，这就是“北大社教”。

　　1964年7月2日，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10人，进入北京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份《一号报告》。报告说，调查组7月2日到北大以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便甩开北大党委的主要领导陆平、张学书、史梦兰等人，直接在师生员工中扎根串连，搜集材料，然后选定目标，进行批判。

　　然而，这一次工作队内部却出现了分歧，分歧在于工作队的做法，以及对高校出现的问题如何定性，两派背后都有支持的人。

　　1964年下半年，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一线领导视察“四清运动”，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

　　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一线领导着手检查和反对右倾思想，要求领导蹲点，指导“四清运动”，同时整训工作队，看似贯彻执行了老人家的指示，但最终情况发生了变化。

　　“四清运动”从原来的解决经济问题，变成了解决政治问题。随着“四清运动”的铺开，老人家和一线领导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分歧，并对“四清运动”中的诸多做法感到不满。

　　“四清运动”中两人在斗争的对象、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具体做法上出现了分歧。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因此发动“四清运动”的初衷就是要清理混在革命中的腐朽干部和反动分子。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线领导斗争的对象不是党内的中高层干部，而是对地方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并且采用大兵团作战的做法，这引起了老人家的不满。

　　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虽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他们不是问题的根源，最多算是执行者，而三年困难的真正根源是党内中高层干部出了问题，他们才是灾难的始作俑者。

　　一线领导的做法，让老人家认为，这是在保护那些真正需要清理的中高层干部，而这些干部干的事情就像信阳事件中的路宪文之流，“以之名，行之实”，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因此，这些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此老人家认为，地方上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线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就成了这些走资派的保护伞。

　　因此，老人家认为，走资派不仅存在于地方，而且还存在于中央，因为当时一线领导挂帅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走资派而打击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1965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对于一线领导的“四清”经验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1965年1月14日，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阐述了当前的形势，运动的性质和衡量的标准，重新提出了工作方法，以及如何对待基层干部和实行民主监督等问题。

　　此时，老人家认为，走资派在地方和中央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需要发动更大的运动来进行斗争，这也是后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根源所在。

　　“四清运动”开展时，浙江枫桥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枫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