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最高职务：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委员会，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从事农动，任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

　　1930年——先后任上海法南、闸北区委书记，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任临时成员。

　　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等职。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9月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7年——4月作为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军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45年——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任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政委。

　　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中央副主席。11月兼任商业部部长。

　　1962年——兼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与、周恩来、等一起对恢复当时遭到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委员会。

　　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并任中央委员会常委、。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员），打伤10余名工人，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怒。

　　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

　　当日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次日，由中国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布党委会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总商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宣布全馆停业两天。其编译所的编辑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联合12个学术团体，创办了《公理日报》，对惨案真相如实报道，声讨帝国主义暴行。

　　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国人五卅运动后援会，为受难工人募捐。在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的罢市、、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中，涌现出了一位容貌俊秀、行事稳健的小伙子。

　　陈云自幼父母早逝，生活困苦，是被舅舅廖文光收为养子抚养长大的，所以陈云早年叫作廖陈云。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早领略人间悲苦的陈云，性格变得内向、沉静，据儿时的伙伴回忆，常常是其他孩子在一起玩耍、嬉闹，而陈云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看。

　　1913年，陈云满八岁，舅舅送他进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习毛笔字。九岁那年，舅舅又送他到镇上的小学读书。陈云聪颖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也知道体恤大人的艰辛。每天放学后，他都回家帮忙劈柴、烧火、担水、洗菜、打扫屋子，不仅使舅父母感到欣慰，更颇受街坊邻居夸奖。

　　1919年5月底，陈云毕业于镇公立颜安小学高小部。为了不再加重家里的负担，他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想在外面找份工作，接济舅父母。正在这时，陈云在颜安小学的老师张子谦，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替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找了个学徒的工作。年底，陈云离开章练塘镇，登上了东去上海的小船。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它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当时商务印书馆每天营业12小时，再算上上下班往返时间，每天工作实际超过十四五个小时。许多工友下班后一回到宿舍就早早休息了，而陈云却总是最后一个休息，最早一个起床。每天清晨天未放明，陈云便起身读书、练毛笔字、念英语。

　　在学徒的五年期间，陈云看遍了书店中的童话、章回小说、少年丛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三年。在图书学校，主要是学习中英文和书店店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结业后，陈云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政治书籍，以探求救民强国的真理。所以，陈云虽然只有高等小学学历，却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年轻职工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

　　五卅运动后，上海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大肆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中央决定将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并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党发动罢工的重点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在同事的介绍下，陈云开始涉足政治。他后来回忆道：“五卅事起，我还只是一个随着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此时已有商务馆内之员介绍我看。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

　　但紧接着，陈云又在同事的介绍下，前往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个图书馆是由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共同创办的，旨在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读者服务，五卅运动爆发后，这里开始秘密推广的书刊，还常请的领导人如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等去做报告。

　　陈云在这个时候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ABC》，他感到这些书的道理比更好。

　　不久之后，陈云便成功领导了商务印书馆职工大罢工活动，罢工斗争胜利后，商务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了职工会，因为在罢工活动中能力出众，陈云被推选为职工会委员长。在此期间，他经早期革命家、商务发行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的介绍，加入了中国。

　　陈云后来在谈到自己入党时说：“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

　　“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地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动摇，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去黄埔军校，可以去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才能大家都有饭吃。”

　　上海商务印书馆是陈云走向社会的人生起点，也是他步入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开始。因此，陈云对它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在198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陈云特题词一幅相赠，以志庆贺。

　　1927年4月，正当上海人民沉浸在革命军北伐胜利的喜悦当中时，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员、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11月，江苏省委决定建立青浦县委，任命陈云为书记。陈云按照江苏省委指示回到了家乡，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向农民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并利用庙会向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在附近20多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还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吸收了其中12人入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次年1月初，陈云按照省委制定的计划，化名陈亨，领导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9月，江苏省委建立管辖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嘉兴等上海周围10个郊县的淞浦特委，并任命陈云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随着淞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陈云开始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战斗生活。

　　1929年8月中旬，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省委决定吸收陈云、李富春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在这个时期，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后，更使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在各级党委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

　　在这一路线月，江苏省委、省团委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以及中央派来的人组成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负责外县工作KK体育，9月兼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尽管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但在报告情况和研究问题时，仍然保持着求实的作风。

　　在上海各区委书记和军委参谋联席会议上，陈云汇报了闸北区的情况，说那里的赤色先锋队虽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没有经过武装训练；宣传队名义上有27支，实际上只有12支可以调动；宣传品印刷数量不少，但因交通问题没有解决，无法往下送；罢工布置比较成熟的只有一个厂。这在“左”倾情绪占上风的形势下，显然是一种低调而实事求是的发言。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很快就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派正在苏联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月，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取消了遍地开花的暴动计划，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陈云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隔四个月后，陈云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他进入了层，时年25岁。

　　1931年9月，鉴于王明将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在1932年3月，陈云增补为临时中央，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年初，迫于上海的日益严重，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到苏区不久，陈云便同一起去汀州检查指导工会工作，并开始纠正“左”的错误。

　　1932年4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陈云撰写的《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文章批评工会在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中机械执行《劳动法》，不问企业状况，一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入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各业的集体合同；指出必须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发展苏区经济、现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陈云于6月又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会工作。汀州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巡视中，陈云发现过去工人与雇主虽然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合同的条文大多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颁发的斗争纲领，很多地方不切合实际，于是指导当地经营南北土特产的京果业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

　　从汀州返回后，陈云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详细介绍了他到汀州领导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由于新合同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赢得了劳资双方的欢迎和认可，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样本，被普遍仿效、推广，从而改善了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根据地工商企业的发展。

　　这年秋天，陈云前往瑞金附近的一个兵工机械厂，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从产品产量与质量、设备与工具，直到行政与党团工会的关系、工人教育与福利状况、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问题，都做了了解。他发现厂长作风不民主，体罚工人，职工意见很大，便与有关部门研究，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宣布撤销这个厂长的职务。消息迅速传遍了所有的兵工厂，大大调动了工人支援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生产积极性。

　　1937年12月，陈云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会后不久，陈云因过度疲劳，只得停下工作休养，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挑选了一名女学员，调到他身边，一面为他进行护理工作，一面帮他处理杂事。这位女学员名叫于若木，是山东济南人。

　　在护理陈云期间，他们彼此产生感情，成为了终身伴侣。结婚前，陈云对她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婚后，于若木在写给她大哥的信中这样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个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知。”

　　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把干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在《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提出了组织工作的12字诀，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那个时代的延安，除了马列学院等个别学校的学习期限长一些外，其他学校，如抗大、陕公、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习期限都很短。中央组织部也从1938年开始，办了个党训班，每期200多人，先后办了八期。

　　当时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仅有脱产人员五万人，而在各个干部学校的学员就有一万人，并且处在不断的流动中。通过这种办法，中央向各地先后输送了20万名速成干部。

　　1943年年初，陈云得了心脏病，加上他在干部审查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与康生截然相反KK体育，所以从那以后实际上离开了中组部，专事休养。为了便于陈云恢复健康，特意安排他搬到枣园居住。在养病的一年时间里，陈云仔细研究了的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电，感到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

　　为了弄清“实事”，陈云概括出了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是指和其他人交换意见，既听下面意见，更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是指把各种情况进行前后左右的比较。所谓反复，是指问题初步决定后，再摆一摆，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也要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做到全面认识事物，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同时，陈云还提出了九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在晚年向别人解释这几个字时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

　　1943年年底，陈云与、林伯渠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此后，中央决定派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担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于1942年年中，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办事处主任是贺龙，实际工作则由陈云主持。

　　陈云在工作中十分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当时，边区布匹、棉花一半以上需要从统治区进口，为此必须向统治区出口才能换取在那里流通的法币。但边区经济落后，能够出口的东西很少，所以经常处在入超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决定改变原来外贸分散经营的方式，对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1944年关中平原新棉上市时，陈云指示各口岸统一提高棉花收购价格。这一招果然灵验，边区周围的军队原本是要防止货物流入边区的，可是为了赚钱，却让士兵背着棉花到边区来卖，有些一夜背三趟，封锁线顿时变成了“转运站”。

　　在金融工作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货币发行问题。陈云对边区货币发行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提出货币发行“不要冲破饱和点”的原则，即货币发行要与流通的实物相平衡。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为边币发行量找到了具体的限度。

　　金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边币是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发行的独立货币，但有人以为只要靠政治手段就可以使边币彻底脱离法币，从而保持边币的“独立性”。

　　陈云认为这种愿望很好，但并不可行。他认为，既然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也就离不开法币；既然边区经济落后，存在一个很大的进口需求，边币也就只能跟着法币走。他对两种货币比价与进出口商品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做了细致分析，提出边币币值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

　　陈云还提出要利用法币贬值的时机，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少进货物；利用法币升值的时机，抛出法币，买进物资和黄金，使边区政府从中赚取了大量差价，以充实银行的准备金，创造了中国领导金融工作的奇迹。

　　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领导财经办事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备的财政方针。他在1945年2月召开的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提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在保证需要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进出口贸易达到了平衡，政府积蓄了充足的物资，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开辟新解放区、扩充部队、增加装备，奠定了坚实的家底。

　　抗战胜利后，为了欺骗国内国际舆论，也为了争取时间，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表明中国对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决定亲赴重庆谈判。临行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赴重庆谈判期间，由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同时根据中央关于要挺进东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中央决定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的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立即起赴东北开展工作，原来准备南下的11万人的部队和两万名干部，也转为挺进东北。为了使东北局领导人与驻东北的苏军打交道方便，还以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中将军衔。

　　随后陈云立即赶赴东北，组建了北满分局，任分局书记。不久后，东北局机关迁入哈尔滨，同北满分局合并。1946年6月中旬，中央决定任命为东北局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并以他们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同时决定设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作为东北解放区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由陈云任主任。

　　陈云的工作刚刚开了一个头，军事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位于辽宁和吉林东部的南满根据地告急。原来蒋介石为了和争夺东北，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八个师10多万人的兵力，于10月中旬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

　　这时，在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只有三纵、四纵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合计四万余人，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放弃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到了11月中旬，南满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潦江、抚松、辑安（今集安）五个小县，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东北局意识到，如果南满丢了，不仅可以便敌人集中兵力对付北满，而且特使东北解放区失去与关内的海陆交通联系，故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以加强南满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陈云考虑到南满得失关乎东北全局，意义实在重大，所以自告奋勇前往。

　　东北局经过请示中央，决定任命陈云为南满分局书记KK体育，并由萧劲光和他分别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云、萧劲光一到临江，立即找干部谈话，了解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当时，由于部队不断的撤退和根据地的日益缩小，大多数干部情绪低落；南满部队领导为防万一，做好了主力部队继续撤退到北满的准备，更使人心浮动。

　　于是，陈云在一次干部集会上发表讲话，分析了当前不利局面中的有利因素和历史的大趋势，鼓舞大家的斗志。并鉴于根据地太小，难以作战，陈云提议派一部分主力部队到敌后，创建游击根据地。为了贯彻南满分局的决定，萧劲光于12月11日在前线指挥部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

　　会上，在主力部队去留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两三天没个结果。而这时军三个师正在集结，准备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形势不容这种争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于是，萧劲光给陈云打电话，请他亲自出马，拍板定夺。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陈云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了？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大家讲完后，他说：同志们要我来拍板，我就拍这个板。我们不走了，一个人也不走，留下当孙悟空，在长白山上打红旗。

　　接着，陈云深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和主力去留的利弊。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关键。坚持南满，可能使我们损失一半人，甚至四分之三，但可以使南、北满保住掎角之势，牵制住敌人四个军，使他们不敢放手进攻北满。相反，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后，敌人追过来，还要打仗，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失去了南满，北满也保不住，部队还得继续往北辙，撤到了苏联境内，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北满，打到南满，那时，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另外，主力走后，留下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损失的人也不少。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

　　然后，陈云又从敌情、我情、军情、民情和全国与东北的形势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坚持南满的可能性，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异口同声表示不走了。就这样，要不要坚持南满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事后，有人把陈云在会议上下的三个决心称作“三槌定音”。

　　会后，在陈云与萧劲光的领导下，南、北满相互配合，南拉北打，使敌人始终处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不仅四次击败了敌人优势兵力对临江的疯狂进攻，而且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相继收复了辑安、通化、安东，恢复并扩大了南满根据地的地盘。这一胜利扭转了东北战局，改变了敌进我退的态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萧劲光在前方指挥打仗，陈云在后方主持地方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做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努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在战斗吃紧时，陈云和萧劲光都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身边只留下一两个警卫员。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情绪，陈云多次召开南满分局会议，从端正思想方法、健全党内生活等角度，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到要避免思想上的片面性时，再次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诀。

　　不过，正如陈云自己所说：“我感到有困难的，决非在人事，这我完全可以对付，困难在于军事，我毫无经验。发生争论时，我无从说话，必须弄清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清楚不可。这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军事常常追在眼前，非迅速决定不可，而且我不能不管。但我勇气还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

　　事实说明，这一课，陈云补得很认真，也很有成效。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第四次向临江进攻时，我军由于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形势很严重，又产生了怎么打的问题。这个时候陈云主持召开了分局、军师干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要打下去。陈云“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态‘不后悔’。于是，他诙谐地一拍桌子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拍板成交了。’”

　　五、经济战线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派人士会议，宣布派陈云、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些老熟人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干？陈云的回答很谨慎，也很平淡，只说了一句：“安下地盘后试一试。”

　　然而正是这一“试”，“试”出了全国的物价稳定、财经统一，“试”出了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财委成立会议。刚开始，中财委只设立了计划局、统计局、劳动局、合作事业指导局、私营企业管理局等几个部门，组建了以内地调剂为主的粮食、花纱布和以出口为主的猪鬃、土产等10个公司，外加一个进口公司，机构、人员短小精悍。

　　为了能够胜任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重担，陈云以“不拘一格”和“五湖四海”的方针，从各大区、党内外选调各种精通专业知识和有经济管理经验的人才。例如，计划局的局长、副局长一共七位，局长宋邵文是华北调来的，副局长朱理治、曹菊如是东北调来的，杨放之是华北调来的，而孙越崎、钱昌照和孙晓村则是党外民主人士。著名化工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被陈云请来担任了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

　　在求贤若渴的陈云敦促下，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他还推荐章乃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在中财委内留用了原政府资源委员会的15位高级专家。

　　在中财委的班子搭起来之后，陈云受中央委托，于7月19日前往上海，一方面调查和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那里召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解决全国的财经问题。

　　当时，通货膨胀自1937年开始，已在中国肆虐12年之久。到1949年5月前，上海物价指数同1948年4月政府发行金圆券时相比，竟上涨了近14万倍，纸币几乎变成了废纸。

　　与此同时，为了彻底打败反动派，要继续向全国进军；为了稳定人事，人民政府要接收大批旧政权的公教人员，救济灾民和失业的工人、知识分子；还要拨出经费抢修铁路，兴修水利，提供生产贷款，等等。这使中央财政支大于收，不得不超量发行货币。但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和投机资本对新解放城市的捣乱与破坏。

　　面对这一切，对新中国本来就抱有敌意的帝国主义在一旁幸灾乐祸，同情新政权的国内外朋友对收拾这个烂摊子缺少信心，投机资本家则想趁此机会与较量一番，大捞一笔。他们叫嚣说：“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打0分。”因此，能否控制住通货膨胀这个脱缰的野马，成为对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人的严重考验。

　　占领上海后，以1：10万的比例，用人民币收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在收兑工作结束后，人民币却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上的流通币，取而代之的是银元。

　　原来，上海的投机资本利用居民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任意抬高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在短短10天内竟上涨近两倍。商家纷纷用银元标价，人民币被拒收，形成了人民能进城而人民币进不了城的诡异局面。

　　为了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得不抛售10万银元。但这些银元被投机势力悉数吃进，没起作用。陈云接到华东财委的报告后，于6月8日签发中央财委致华东局、华中局电，指示他们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明令禁止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和税收一律收人民币，通过各人民银行检验资金。

　　华东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先通过报纸、广播电台发表社论和领导人讲话，要求投机分子立即停止犯罪活动。在规劝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军管会于第三天派出军警，一举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与此同时，上海方面采取了电报提出的各项经济措施。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银元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投机资本的活动很快又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从6月10日到7月21日的一个多月中，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与此同时，上海工商界面临原料缺乏、、销路呆滞、企业亏损、劳资双方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严重困难，停工歇业的工厂竟占工厂总数的20％还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更是放出谣言，说什么“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饭”，扰得人心惶惶。

　　10月15日，投机资本在囤积了大批粮食、纱布以后，在上海、天津再次发动了一场涨价风潮，并迅速波及华中、华北，进而导致全国物价猛涨。

　　面对物价涨风，陈云电示东北，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到北京，要求他们保证每天发一个列车。到11月13日，陈云认为全国平均物价比7月底上涨近两倍，已有稳住的可能，于是起草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全力稳住物价。

　　电报共提出12条措施，其中主要是：调运集中粮食、纱布，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然后于11月底12月初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收缩银根，各大城市开征税收，暂停除中财委和各大区财委批准之外的一切银行贷款、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的支付，迟发地方经费半月或20天，叮嘱部队后勤不得将军费投入商业活动；为教训投机商人，在抢购风盛时，趁机抛出冷货、呆货，待他们吐出主要物资时再趁机买进。

　　11月底至12月初，中财委一声令下，国营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城市一齐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投机商开始不知是计，大量高价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的货物越抛越多，价格越压越低，才感到大势不妙，只好以低价向外抛售。

　　这时，国营公司反过来买进，大批投机商因无处借款，不灵，纷纷破产，有的甚至跳楼自杀。上海资本家事后表示：“6月银元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这次成功的战斗，史称“米棉之战”。陈云通过成功指挥“银元之战”、“棉纱之战”、 “米粮之战”，彻底打垮了投机资本，向世人宣告，人不仅能够打天下，也能够坐天下。

　　1966年8月，陈云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7日，会议印发了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关于向高等院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是运动。朱德、陈云等也在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康生在攻击陈云的发言中说：“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知道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改组了中央，将原来的七人扩大到11人，并重新排列了次序，陈云被排到最后。这次会议并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会后只有被称为副主席，其他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被取消了。

　　1967年1月，陈伯达在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称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以后，中央“起码还有个把人物未被揪出来”，暗示造反派揪斗陈云。这个讲话一传开，北京街头和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很快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造反派还于半夜闯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内抄家，要把他的保险柜强行搬走，还要查抄他保存的评弹录音。周恩来闻讯后，一方面派人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勒令造反派立即撤走；另一方面安排有关部门连夜将陈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1968年10月，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错误地批准了关于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会上，朱德、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再次受到围攻。

　　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当彻底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从始至终笼罩着“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集团主要成员都进了政治局，而从1935年起就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却被排除在外，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这次会后，按照关于让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的指示，陈云同等一批老同志被安排到由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他每天上午去半天，先后参加了50多次职工“斗、批、改”学习班的会和10余次向工人学习的调查讨论会。

　　1969年10月17日，根据关于国际局势可能急剧恶化、苏联可能对中国突然袭击的估计，中央要求一些在京老同志战备疏散到外地。陈云同、王震等人被指定去江西。当时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已去湖南的“五七”干校；五个子女，一个也去“五七”干校，一个在大学等待分配，一个在北京郊区农村小学任教，一个到驻西藏部队工作，一个在北京工厂当工人，家中未能有一人随行，几近是被流放。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由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和、等的配合下，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全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就在这年年底，听信了“”的诬告，并不能容忍各方面整顿的展开对“”的“左”倾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动摇了对的信任，决定发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正在这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从这时起，直到4月初的清明节，在北京及各大城市，广大群众怀着对周恩来逝世的悲痛、对“”种种恶行的憎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忧虑的心情，自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矛头直指“”。接着，朱德、先后于7月和9月逝世，伟人们的相继离去，使得“”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此时陈云虽然赋闲在家，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50余年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时刻到了。

　　正当为“”的夺权阴谋而苦恼焦虑的时候，、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方面表示了对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王震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联系。

　　王震到陈云家中商谈解决“”的办法，陈云曾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但反复研究了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9月19日，派人秘密接陈云去他在西山的住所，向陈云征求意见。将批评“”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果断地回答：“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10月6日，在、等的推动下，下定决心，代表政治局宣布采取断然措施，对、、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随即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主席的决议。

　　次日上午，王震兴冲冲地来到陈云住所，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当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的粉碎为纠正长期以来党的“左”倾错误，调动全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当时，要让党和国家从“”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关键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1976年的；二是恢复在后被撤销的职务。但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两件大事一件也解决不了。怎么办？人们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老一代革命家。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是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他们有些话不便在公开场合说。提出这两件大事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曾长期担任过中央副主席而现在只是中央委员的陈云身上。

　　陈云没有辜负全党的希望，抓住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公开提出了解决这两件大事的要求。会前，他就与王震、、、王诤等人分头相约，要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并把发言字斟句酌地写了出来。

　　会议开始前，便向各小组召集人打了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出来工作和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对高压气氛，陈云仍按会前写好的稿子，一字不落地在小组会上做了发言。

　　在、的促进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了个态，说“要在适当时机让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在小组会上马上补了一句，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会后，党内外要求出来工作的呼声更加强烈。于是，在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被恢复了全部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于1978年12月25召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问题，决定陈云分管中央委员会和政法工作。1979年3月，中央又决定由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从这时算起近两年时间，陈云把自己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抓国民经济调整和几个重大历史案件的审理、以及党风党纪的整顿上。

　　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曾向陈云请示工作方法问题，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以后，当负责人问他对一次会议有何指示时，他又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鉴于“”的沉痛教训，起初陈云所说的整顿党风，主要指的是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作风。有一次，他审阅一份报告稿，看到上面说“”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民主生活很不够。他让秘书转告起草人：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第一次全会上，陈云又说：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也就是要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从制度上保证这种局面得以巩固，陈云还指导草拟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要使党内生活正常化，不仅要为过去的冤假错案，而且要妥善处理犯错误同志和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的问题。在这方面，陈云的所作所为，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例如，中央为了处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成立了有、中组部、高检院、高法院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他们在工作中碰到对一些跟着、“”的人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此，陈云指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应该是使今后若干代的人从中取得教训，从而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由于他的这个意见，解脱了一大批人。即使对这两个集团里的人，他也提出集团中的人过去有战功，在处理上要同集团有所区别，对年老有病的要保外就医；对集团的主犯，他同意判重刑，但反对用极刑，说如果开了杀戒，对后代不好交待。陈云的这些意见，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亲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老干部陆续病倒、病死时，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锻炼，同时由老干部传帮带。

　　在这份意见书中，陈云还提出了有关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几个具体措施，一是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二是各级组织都要设立辅助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书记助理等；三是老干部退居二、三线后，在政治、物质待遇上要给予保证和优待。

　　看过意见书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处理好。为此，陈云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负责人开会，形成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不久，他的这份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印发。

　　会后，中央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这两个文件。陈云对有关问题做了说明和阐述，则表示完全赞成，他说：我和陈云交过心的，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退实在心里非常愉快。但现在还不能退，除了要过问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以外，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事情。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陈云在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后，并没有间断他的思考。1981年年底，陈云又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综观他在此前后的发言、批示、信件，不难看出他所说的这个计划经济与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

　　1982年年底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部分同志去陈云家中与他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讲了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问题，并借用鸟和笼子的关系打比喻说：鸟不能捏在手里，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计划进行修改。但总要有个“笼子”。

　　为什么一定要有个“笼子”呢？陈云在另一处讲话中说得很明白：“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才能做到活而不乱。”

　　1982年十二大后，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退居二线，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发挥余热，1987年11月10日，陈云接替，成为中顾委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主任。

　　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使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年“五一”节前夕，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黄菊向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汇报工作，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好，我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临别时，陈云把手书的两句唐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赠给了他们。

　　在视察南方讲线月召开了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自此，陈云开始过起了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下午2时零4分，陈云在同疾病顽强斗争了321天后，终因年事太高，各种脏器功能均已衰竭而不幸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