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勃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外受苏联等东方国家文字拉丁化浪潮之促动，内则与国内风行一时的左翼思潮结合。大众语论战是拉丁化由苏联转向本土的关键环节，其间，世界语者充当先锋，文化旗手鲁迅则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这一运动政治诉求鲜明，尤以其强烈的大众化意识和民族救亡热忱，在抗战初期赢得了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拉丁化为此期联合文化界提供了一个特殊渠道。

　　近代以来，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扩张，源于希腊的拉丁字母先在欧洲普及，随后扩散至美洲和亚洲等地，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文字之一。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苏联和土耳其为中心的东方国家，又出现过一波覆盖区域甚广的文字拉丁化浪潮。*由于与苏联的密切联系，这一浪潮很快波及中国，并推衍为一场持续20多年的社会文化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简称汉字拉丁化运动)*。其实，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以拼写汉语的倡议与实践，并非始自知识分子。明清时期的教会方言罗马字和晚清切音字运动，已显其端绪。“五四”以来，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和渐次顺利展开，为汉字拼音化提供了理论的可能；另一方面，汉字妨碍精英与民众结合的观点经由爱罗先珂等外国文化名人阐发，可谓流行一时*。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用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汉字的呼声在新文化人中形成相当共鸣。赵元任等一批现代语言学者就是在这一呼声中创制了一种形制成熟的汉语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该方案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国罗”寄寓着创制者谋求教育普及、文化现代化和语言统一的多重诉求，后起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也自然地接续了相同的启蒙使命。然而，主要由左翼和文化人发起的拉丁化运动，又自有其别样的意识形态追求——国际主义、民族平等和阶级斗争即是植根于这一运动深处的政治基因，一些语言学学者甚至判定拉丁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党派“语言政治” *。

　　对于这场已经被历史宣判结果的文化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的感喟抒情多于细致梳理*。近年来，文学、语言学、党史等不同学科学者对此陆续有所注目，并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把握这一问题。但是，整体而言，学界对于这一运动如何勃兴的历史过程尚缺乏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汉字拉丁化从苏联局部实践转向中国的本土化历程，瞿秋白与鲁迅在不同阶段的各有“兴作”，运动中政党文化形象的自觉塑造，这些唯有细致考索才能浮现的历史真实，对于我们更真切地理解左翼文化和早期的文化理念都是富有价值的，值得做进一步的厘清和揭示。本文即试图针对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对这一运动最初兴起的真实国际缘由、国内历史契机、主要推动力量及其在文化建设中的位置等问题进行探讨，论述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十月革命开启了苏俄历史的新时代，深刻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语言文字的历史性变革。俄语正字法改革、俄罗斯标准语的净化、文字拉丁化等，都是当时苏俄语言文字国家规划的组成部分。其中，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革命”的文字拉丁化，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全苏各民族拉丁化新字母委员会”为主导机构，发动了大量语言学者参与，主要针对苏维埃联邦中的突厥语族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目标是为这些民族创制统一的书写符号*。

　　这场国家主导的文化运动以其规模宏巨，在思想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其时寓苏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一批文化人。大约从1928年起，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史青萍等人的协助下，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开始了汉字拉丁化的最初尝试。1929年10月，瞿秋白编写了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小册子并在苏联出版，这是最早的汉字拉丁化方案。1931年9月，苏联科学院专家和部分党员联合组织，在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通过了主要由瞿秋白拟定的《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还确立了名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大会章程。海参崴大会之后，汉字拉丁化在苏联和两方面的协同合作下在远东地区实际展开。*在笔者看来，汉字拉丁化缘起于苏联这一历史进程仍有一些被忽视的事实值得稍作强调：(1)20世纪初海参崴等远东地区聚居了近10万旅俄华工，他们中的不少人热烈拥戴十月革命并参与苏俄新政权的建设，*因此苏俄当局自愿将这一群体列为拉丁化运动的对象。(2)1928年后瞿秋白的亲自参与，改变了汉字拉丁化由苏联学界主导的局面，并成功地扩大了该议题在苏联的影响。(3)文化人与苏联方面对汉字拉丁化的受众和发展方向上其实有着不同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分歧甚至斗争。表现为：瞿秋白主持拟定的草案，以在中国本土推广为远景目标，又因表达母语的需要在拼法上自然地表现出一些民族特点(主要体现为双字母拼写规则)；而苏联则以远东地区的华工为主要受众，倾向于将华侨与其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等而视之，郭质生、史萍青等苏联学者在学术上协助瞿秋白的同时，就力图将汉字拉丁化纳入到统一的苏联拉丁化运动之中，以求整齐划一。1930年成立的直属全苏拉丁化机构的 “中文拉丁化委员会”，不仅委员主要由苏联汉学家担任，成立后还全面介入方案研制和宣传等各环节，即是这一意图的明显体现。当然，从1931年海参崴举办的汉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最终公布的方案来看，仍体现出两方意志的调和折中。*

　　与“国罗”派着眼于文化诉求不同，汉字拉丁化实践肇端于苏联，启动之初更多负载的是政治诉求。正如学者所揭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并非单纯的文化扫盲，同时也是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而采取的国家性战略。具体而言，即是通过取缔沙皇俄国时代强迫各民族学习俄语的“国语义务制”，以及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推行拉丁化，力图在语言规划层面清除“大俄罗斯主义”的负面影响，由此彰显并巩固新生联邦政权的合法性。*此外，在当时苏联的政治语境中，拉丁化一定程度上还被视作导向世界大同的文化津梁*。这是因为，当时苏联流行着一种相当权威的语言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发展过程都是一致的，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原本独立、分散的各民族语言将完全融合为一种统一的自然语言*。这种高度服从于现实政治的语言理论，甚至作为明确的结论出现在1930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报告中*。

　　苏联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拉丁化的宣传以及此时的“左”倾倾向，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汉字拉丁化实践也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这一点，在海参崴大会上通过的名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大会章程中已有集中反映。该章程由中苏两方共同商订，共计13条，事实上成了此后中国国内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指导纲领。章程痛斥汉字“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文言是“特权的言语”，确定拉丁化运动的目标，是要彻底批判“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汉字态度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同时主张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方言来创制“中国劳动群众口头语之书面文字”，最终建设“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在这份充满着革命气息名词的章程中，语言文字改革的不同主张——国语统一和汉字改良，已被彻底诠释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章程将斗争矛头直指国内的国语派和汉字改良者， 显然是要在语文战线自立旗帜。不惟如此KK体育，自民初以来开展经年，其体现的正是民族国家的统一意志，反观拉丁化运动效仿苏联语言规划以“方言”对抗“国语”，则恰恰是当时倡导的以阶级对抗民族主义这一政治话语的微观投射。章程对拉丁字母“国际化”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劳工文化”的强调，凸显的则是这一运动最初所内蕴的激昂理想。*当时一些留苏文化人在国际宣传中也无限拔高汉字拉丁化的意义，甚至过激地宣称拉丁化是“中国革命最最重要的政治工作” *。

　　汉字拉丁化在苏联从理论付诸实践后，已经归国的瞿秋白，也在参与文艺大众化论战之际撰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系列文章，对“汉字罗马化”(即拉丁化)作了系统论证，奠定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基础。瞿秋白自世界革命视域下审视，发现“国语”和汉字均为精英和官僚等特权阶级所垄断，共同体现并维护着统治阶层的意志。在他看来，“汉字罗马化”能够打破语文层面的阶级不平等权力格局，真正让民众拥有自我表达和认识世界的文化工具，这一点是导向阶级意识觉醒进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

　　苏联以外，土耳其也曾对中国国内的汉字拉丁化运动起了不容忽视的刺激作用，但这一点却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与苏联文字拉丁化打造世界革命样板予以意识形态助推不同，土耳其文字拉丁化运动提供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世俗化和民族主义模式。20年代，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成功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了全方位的世俗化改革。因与中国国情相似，土耳其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1928年政要胡汉民还曾率代表团专程前往该国做政务考察*。作为凯末尔改革重要一环的文字拉丁化，因此连带着吸引了中国人尤其是汉字革命派的注意，当时《》《东方杂志》等主流报刊都对此有所报道*。历史地看，这项于1928年正式施行的全国性改革，直接动因是要改变土耳其语言文字混乱和国家文化落后的现状，更深层的意图则是要经此根本切断现代土耳其人与传统文明的联系脐带，为引入现代欧洲文明奠定工具基础*。

　　从当时国内报刊的介绍来看，国人对土耳其基于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实施文字拉丁化运动已不乏客观认知。1929年《中央半月刊》和1935年《独立评论》上刊载的两篇文章，就颇具代表性。前文为留学土耳其的青年学生王曾善所作，后文则系北大教育学教授吴俊升对法国某教育杂志所载长篇述评文章的译介。两篇文章均用相当篇幅论证了土耳其文字拉丁化和“语言纯洁”化的时代合理性。*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由于各有现实关怀，两位作者撰文的真实意图倒并不是简单地赞颂拉丁化*。王曾善一文本系受国民政府委托所作调研报告的一部分，又公开发表于中宣部的机关刊物，大致代表了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向来汉字拼音化的学者吴俊升，其撰文意图表露得更直接，他力图让汉字革命论者了解：中国文明悠久、疆域广大、方言繁多，与土耳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殊异，中国若机械效仿土耳其贸然实施汉字拼音化，将会付出沟通困难、文化分裂的巨大代价*。吴传升一文系《独立评论》杂志的约请之作，发表后不仅得到了主编胡适“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参考”的肯定性评价，后来还被胡适积极援引以证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汉字与国语诚不可废，这也颇能代表部分自由派学人对文字拉丁化的意见*。

　　但是，土耳其模式对醉心于汉字改革的知识人仍极富鼓动性。一方面，对于自由派学者居多的“国罗”派来说，民族国家土耳其显然是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更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吴俊升的上述言论因之遭到了“国罗”派的直接反驳*。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和苏联两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事实上存在紧密历史联系，奉苏联为圭臬的汉字拉丁化派因此同样重视土耳其的借鉴意义*。1931年瞿秋白归国后写给苏联友人郭质生的信中，就殷切地嘱托对方务必给他寄来土耳其文字拉丁化的相关资料。后来汉字拉丁化的诸多支持者，也曾普遍相信中国与土耳其国情相似，皆为“半殖民地”， 土耳其旧文字与汉字正是“一双无独有偶的死宝贝”，两国在语文改革路径上完全具有类比性。*

　　其实，在中国的汉字拉丁化支持者看来，不独苏联和土耳其，日本、越南等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实践，均共同说明拉丁化是一个不必避免的世界性浪潮，而亟欲世界化的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以日本为例，该国近代以来的去汉字化潮流和蓬勃的左翼世界语运动，就对包括汉字拉丁化在内的中国现代语言运动有所促动*。一些研究者也认为，鲁迅之所以坚定地支持汉字拉丁化，与他留日期间见证了日本当时方兴未艾的日文拉丁化论争有直接关系*。

　　1934年前，有关苏联文字拉丁化的消息仅极为零星地见诸国内报端*。这说明，发生在远东地区的汉字改革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当时国内知识界首先对这一动态感兴趣的人群，是一批具有左翼思想的世界语者。这里有必要对当时国内的世界语运动稍作说明。20世纪以来，由于无政府主义和左翼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相继流行，促成了世界语在多个国家的流播。清末中国即已不乏热忱的世界语学习者，“五四”之后传习者渐众，高潮时期一度吸引了左中右各派政治文化力量的参与。及至30年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始为左翼主导，并与国际革命运动日益结合。*不仅创制拉丁化方案的瞿秋白、吴玉章有过研习世界语的经历，胡愈之、楼适夷、徐懋庸、艾青、胡绳等当时众多活跃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都是世界语的忠实支持者。1931年底上海成立秘密的“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以下简称“语联”)和公开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两个组织后，世界语运动开始接受左联领导，逐渐显示出战斗色彩。世界语的吸引力，除了它事实上充当着胡愈之所言的“国际交流的有力工具”，便利各国世界语者之间的联系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浓烈的符号象征意义——它是与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神圣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从“语联”成立之际以“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相号召即不难看出。*

　　对中国的世界语者而言，宣传汉字拉丁化并不意味着放弃世界语，而只不过是工作重心的暂时和必要的转移*。当时世界语者不仅最先注意到了苏联文字拉丁化的动态，而且还经由苏联的世界语联盟，辗转获取了诸多相关资料。从1933年底起，“语联”开始比较明确地承担起了引进和宣传汉字拉丁化方案的任务。“语联”主办的《世界》(La Mondo)杂志及其副刊《言语科学》，也开始主动配合予以介绍和宣传。*不过，由于这些刊物内容单一，发行不稳定加上印数少，通过这些刊物了解拉丁化的读者自然也不会太多。

　　汉字拉丁化方案实际是借助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这一历史契机，才开始真正进入文化界的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语者仍扮演着主要角色。主要由上海文化界发起的大众语论争，实际是两年前文艺大众化论战的延续和扩大。论战参与者以《申报·自由谈》《社会月报》《中华日报·动向》等报刊为中心，造就了聂绀弩所言“近年来最热烈最普遍最有影响的论争”*， 这一论争起先肇端于文白之争，但焦点很快转移到大众语的相关讨论。由于曹聚仁等海派文人刻意制造舆论效果等原因，论战中自由派学者和既反对左翼也反对自由派的第三方力量都有发声，且不同阵营的文章经常会同时出现于同一刊物。在沸沸扬扬的论战中，左翼文人的声音无疑是最响亮最集中的。他们对大众语这一新名词的热议，很能印证这一时期知识界自我中心意识的动摇和融入大众的真切心态。*上海是左翼文化的大本营，左翼文人又掌控了较为丰富的报刊资源，这使得他们在论战中容易显出集体优势。例如，论战中表现特别活跃的聂绀弩时任《中华日报》文艺副刊《动向》的主编，该刊除了连续发表聂本人以各种笔名发表的20多篇论文外，还较多地刊登了胡风、鲁迅、欧阳山等人的文稿，刊发相关文章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著名的《申报·自由谈》。*论战在7月达到高潮后，为了提供更多的发声平台，徐懋庸、陈望道还分别发起创办了《新语林》和《太白》杂志。1934年虽然是对上海的出版物予以严格审查的一年，但当时左翼思潮在社会上风行，出版商为追逐市场仍愿意冒险刊发，这些杂志反倒取得了不俗的发行量，《太白》依凭强大的作者阵容和风格显赫，在第一期出版后的半月内就连续再版四次。*

　　如学者所言，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成“一般知识界之主潮”*。这一思潮映射于大众语论战中，促使左翼文人带着“代表这两个营垒的文化意识的斗争”*(即资产阶级和大众)的自觉加入论战。于是，依凭阶级理论审视“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主张肃清欧式白话的精英气质，承认吸收方言口语以促进语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必要性，在大众语支持者中成为一种较为主流的声音。*一些由衷赞成土话的文人，甚至很快就用方言做起了文章，并在《中华日报·动向》上连续发表*。与此同时，自由派学者、国语专家黎锦熙发表《大众语真诠》等长篇论文，极力模糊大众语与国语界限，明确语言阶级性的言论，则招致了左翼文人的群嘲*。

　　伴随着讨论的深入，用何种文字来记录大众语这一实际问题，在论争中自然地浮现出来。胡愈之、陶行知、胡风等人，正是在大众语标准的讨论中顺带提出了这一问题*。论战进入高潮阶段后，张庚、叶籁士、胡愈之、焦风、胡绳等一批世界语者，更加有意识地将问题聚焦，试图将重心由语体讨论转向汉字变革*。不过，尽管汉字拉丁化议题先后在《动向》《言语科学》《太白》这几份左翼报刊有相对集中的呈现，但专门的讨论文章数量并不太多。这一倡议虽然激起了一些反对声音，左翼内部意见也不完全统一，但并没有立即引起各方热议。*这是不是说大众语论战并没有对拉丁化宣传产生重要影响呢？真实情形应当更为复杂一些。胡绳、聂绀弩、茅盾等几人后来就较为一致地认为，大众语论战确是拉丁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理论到实践’的划时期的分水岭”*。综合来看，论战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受大众语论争的感召公开表态支持汉字拉丁化；二是世界语者利用论战的方言导向宣传拉丁化可谓适逢其时。

　　汉字拉丁化议题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恐怕首先要归因于鲁迅。鲁迅对于汉字的革命性态度以及对拉丁化的坚定支持，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但他的言论对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确切影响有待厘清。事实上，在鲁迅之前，世界语者的拉丁化呼吁并未引起太大反响，舆论影响是在他加入论战后才线月底，鲁迅在曹聚仁来信约谈之后第一次主动对大众语发表意见。这次私人通信，后未经其同意即直接刊发于事实上由曹聚仁主编的《社会月报》杂志。*在信中，鲁迅开首即明确表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之后，鲁迅又以华圉之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门外文谈》长文，自8月下旬至9月中旬分12期连载。该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字的起源、汉字的阶级本质、汉字与大众语关系等问题。此外，此期他还曾在《动向》和《新生周刊》上分别发表过支持拉丁化的短文。仔细阅读鲁迅在大众语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还可以发现，他对汉字拉丁化方案实际经历了从模糊到真切、从泛泛提议到深刻认同的认知转变。*与此同时，他还在与拉丁化的比较中，进一步确认了“国罗”之“书斋清玩”气质并在二者中作出了明确的选择。

　　鲁迅之所以赞成汉字拉丁化，或许与他早岁留学目睹日本去汉字化浪潮的文化体验有关，但对他更直接的思想促动显然来自后来被他视作“知己”的瞿秋白。当然，在结识瞿秋白之前，鲁迅就已在言辞间表示了对汉字的反感，而且，他对世界语者的“利他精神”和平等理想一直颇为赞赏，他十分推崇的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也是忠实的世界语者，这些都促使他不时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的世界语活动。*至于他对汉字的革命态度，除了基于其一贯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的实用主义信念，阶级意识应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而这一意识在1932年与瞿秋白相识后显然被强化了。瞿秋白被排挤出政治核心而寓居上海期间，将相当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汉字罗马化的理论论证，且经常很有兴致地与友人讨论具体方案的修订。*瞿秋白的这些努力及其寄托的政治文化理想，对鲁迅深有触动，他积极参与大众化论战即是印证之一。事实上，鲁迅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论述并不如瞿秋白宏富，在内容论证上几乎没有实质超越前者之处。他的基本观点，大致可以其发表于《社会月报》的公开信中的内容作为概括：“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 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有学者曾将鲁迅与瞿秋白在汉字拉丁化运动中的作用一并概括为“方向性导引”，其实，若将鲁迅言论置入历史的动态语境中，就会发现他与瞿秋白的影响有着微妙然而重要的区别。首先，瞿秋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理论建树而非大众影响，当时他的相关文章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后出的鲁迅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公众眼中汉字拉丁化的代言人。大众语论战中，鲁迅的表态的确是很不一般的：他对世界语者倡导拉丁化的响应KK体育，既迅速又明确，而且论述集中，与胡风、茅盾等人口号式的支持并不相同。其次，鲁迅的多数文章都获得多次转载和广泛传播，其言论影响可谓巨大而持续。例如他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的拉丁化文章，不仅当时即为《社会月报》《太白》等报刊所节录转载，还在1935年由世界语者以《门外文谈》之名结集、由天马书店出版。又，大众语论战之后的1935年、1936年，鲁迅继续在《芒种》《青年文化》等杂志上撰文，持续地为汉字拉丁化宣传。再者，作为文化旗手，鲁迅的态度具有极强的示范性，从他口中说出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革命性言论，几乎成了当时激进青年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再有人找老崔，老崔就说，我反正不行了，我只能做缩头乌龟了。业主生气说，既然物业都撒手不管，我们也乱来了。说着就真的乱来了，也不管地上有没有固定的车牌号码，看见空当就停，先来先抢。也有人干脆将原先地上写着的别人的车牌号，改成了自己的车牌号。再有业主以购房合同相威胁，老崔就说，我不客气了，我要以牙还牙了，你们不是拿购房合同说事吗，我们也拿购房合同说事，反正购房合同上没有写保证停车的条款，你们告不倒我。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语者的问题意识不仅与“国罗”派不同，也与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对拼音化的泛泛提倡有所区别，他们的诉求可谓明确而集中——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代表大众的方言。这一诉求也并非是在大众语论战中才突然成形的，而是在苏联时期即已确立。这一主张移植到中国语境本来具有相当的颠覆性KK体育，但是在论战“方言化”取向的铺垫之下倒并不显得特别突兀。茅盾在多年后回忆时，仍认为注音字母等拼音方案之所以不能深入大众，原因就在于它们皆以国语统一为鹄的，相反，拉丁化以记录大众口语为己任，因此能获得“各方的赞同”，最终“在进步文化界成了风气”*。总之，在大众语论战中，世界语者通过强化和利用“方言”导向，否定了“国罗”记录大众语的资格，凸显了汉字拉丁化作为大众语记录工具的正当性。

　　诚如一些学者所认为，大众语运动的直接影响“多少有些无足轻重”*，但毋庸置疑的是，借助大众论战的声威，汉字拉丁化却赢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正是在论战中第一次听闻这一方案。论战结束后不久，拉丁化宣传就开始在左翼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语者云集的上海展开。随后，进一步向北平、广州这些聚集了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大城市扩散。*在太原、闽南、广西等相对偏远之地也因缘际会形成了区域性的集合*。拉丁化在海外华人中也有所响应，响应最积极的是身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自认为“我们这一群是中国的儿女，是属于中国大众的呵，我们怎么也不能忽视中国目前大众的文化运动”*，因此对国内拉丁化动态密切关注。东京的《留东新闻》刊发了郭沫若的鼓动性发言并组织了专号讨论，当地华人世界语学会还特设汉字拉丁化机构，每周日向市民宣讲*。

　　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汉字拉丁化运动初期体现出组织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语者发挥了其组织宣传方面的既有经验有关。*早在大众语论战尚未退潮的1934年8月，世界语者就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拉丁化团体——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5年底，由亲近的教育家、民主人士陶行知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是为拉丁化的全国性组织。之后，北平、太原、广州等地也随之相继成立了具有地区联合性质的新文字研究会。* 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掀起了一个小的汉字拉丁化高潮，运动后此地迅速结成了30多个拉丁化社团。

　　自“五四”以来左翼倾向日益明显的青年学生，他们带着那个时代青年人对于底层民众的特有的深切同情憧憬着文字革命，他们是汉字拉丁化运动所吸引的中坚力量*。1935年已为学生所掌握的《清华周刊》上所刊发的文章，就表明学生已经完全接受了那种精英经由汉字垄断文化的文化阶级论，他们因此对汉字拉丁化满心寄望，署名于平的作者慨叹：“在重压下生活的中国工人，现在是渐渐的自觉了，站在他们本身的利益观点上，要求一切人所应享的权利了，他们要求过去为少数人所占有着的书写工具与知识了 ”*。 于是，北平等大城市中的高等学校自然地发展为汉字拉丁化宣传的另一重要阵地。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均相继成立了学生组织的小型拉丁化团体。学生用拉丁化汉字写政论和编印宣传材料，并将其用于民众教育。众所周知，力量正在复苏的此时开始重新恢复对的领导，显然，汉字拉丁化在北平高校的扩散，与这一点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当时北平学生传习拉丁化的具体情形，美国侨民在上海出版的大众报纸《大美晚报》，有过较为正面详细的报道：

　　自发生后，新文字运动亦随之突飞猛进，风起云涌。各校已有组织者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纷纷征求会员，扩大组织。未有组织者如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等均纷纷组织新文字研究会，加入者极行踊跃。北平大学出有飓风月刊，燕大出有新文字报，东北大学组织有研究班，每日下午正式上课讲授，并出有新文字日报，专用新文字写各种政论文字，各校并编有“标音读本”数本，或用油印，或用石印，专为不识字之文盲所用。南下宣传时，从事拉丁化运动之学生，又开始将新文字之稿子带往民间，教授各农村之小学教员学生以及农民。*

　　从《Sinwenz月刊》等刊物刊载的消息可知，当时各地的拉丁化组织经常互相联络、彼此呼应。尽管很难从为数众多的拉丁化团体中区分出哪些属于群众团体，哪些属于左联和的外围组织，但是这些拉丁化团体多由左翼世界语者牵头发起，在运动初期体现出了较强的联动性，确属事实。*公开宣传、研制方案、开设讲习班是拉丁化运动初期最主要的内容。上海、北平、天津、济南等地的一些左翼杂志，主要包括《生活知识》《北调》 《青年文化》 《客观》《台风》等，是当时宣传拉丁化最积极的报刊。清华大学学生主办的一份在高等教育界颇有影响的综合刊物——《清华周刊》，也刊发过不少支持拉丁化的文章。与此同时，拉丁化团体还自办了数量超过30种的专门刊物，其中出刊较为连续的，主要有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主办的《Sinwenz月刊》、北平潮州话研究会出版《拉丁化前哨》以及中国语言学会主编的《中国语言》等。报刊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十种宣传介绍拉丁化方案的理论著作和通俗读物， 聂绀弩、胡绳、叶籁士等人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1935年由叶籁士编写的《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一书， 出版后累计印刷发行近2万册，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本。在汉字拉丁化的宣传中，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理论作为这场运动的学术支撑也得到了较多的译介。* 伴随着拉丁化宣传同时展开的，是各种方言拉丁化方案的研制。从当时报刊发布的消息可知，北方话、上海话、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等几种草案讨论最为热烈，由此形成了方言拉丁化的高潮。*

　　大众语论战之后，拉丁化运动宣传相比苏联时期变得务实，逐渐贴合此期政治和文化斗争的现实需要。除了继续集中批判语文战线上的直接对手——“国罗”派，这一时期的拉丁化宣传还侧重彰显民族平等等政治理念。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政治追求在拉丁化运动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理论上痛切批判国民政府主导的国语统一运动在本质上是民族压迫，是对少数民族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合法权利的压制，另一方面强调拉丁化才是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保障和体现。这一点最先为瞿秋白所揭示，之后又陆续为胡绳等人所强化。*

　　此外，1935年底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和文化大众化路线的明确提出，拉丁化宣传也随之作出了相应调整。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强调文字普及之于政治动员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成为这一时期拉丁化宣传的重心。例如聂绀弩主要立足于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性来论证拉丁化的合法性*，胡绳则进一步批评了“把新文字运动看作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反映”的错误观念，试图扭转运动过分强调斗争的“左”倾倾向，以更好地团结普罗大众和“自由思想的学者”*。文化人柳湜和远在东京的郭沫若，也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战略予以补充论证，例如郭沫若就在《质文》杂志上表态，提出“普及国防的意识，当然要有手段，拉丁化正不失为一个最好的手段，我们决不放弃拉丁化”*。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调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其他社会各界的结合。民主人士陶行知这一时期对于拉丁化的全情投入，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二·九后，同情这一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率先响应学生的反帝爱国诉求。陶行知既是文化界救国会的重要参与人之一，同时兼任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会长、国难教育社社长， 正是在他的联络之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后得以召集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女教师联合会等上海文教团体开会商讨如何推动拉丁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拉丁化相关宣传开始与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实际结合起来。*文化人柳湜因而认为汉字拉丁化运动“是随着国难宣传唤起大众的路线而发展的”，是大众在反帝的民族解放事业中被激发起来的文化自觉运动，它和理论通俗化运动、国难教育运动一起构成文化大众化运动的重要一环*。

　　将拉丁化与抗日救亡相结合，积极争取民主人士的支持，这一策略的效果，在1936年初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公开宣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宣言书由陶行知主持草拟，征集签名的过程长达四月，最终以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名义在《文学月报》等报刊公开发布。宣言签名者包罗甚广，既有鲁迅、郭沫若这样的左翼文化领袖，也有艾思奇、聂绀弩、茅盾等知名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蔡元培、孙科、沈钧儒、邹韬奋等政学界名流。他们中的多数人也都参加了文化界救国会。《意见》首先解释了拉丁化方案为苏联人炮制的普遍误解，肯定了其相比“国罗”和注音字母的优越性能，认定它是“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在遭到国民政府当局严厉查禁的情形下，通过诉诸民族救亡，汉字拉丁化运动争取到了左翼以外的社会名流的公开支持，有效扩大了宣传声势，汉字拉丁化支持者因此认为宣言在事实上赋予了这一运动以“‘不成文’的、‘民主的’法律保障”*。 《意见》的影响还可以见于1936年9月致蔡元培的信中。在信中对蔡元培在《意见》中“赫然列名于首位”表示由衷钦佩，欣然慨叹：“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必为无数量人也！” *写信的主要用意固然是为了争取蔡元培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支持，但同样可看出高层对这一运动的关注和经营政党文化形象的自觉。

　　总体而言，鲁迅、郭沫若、蔡元培等文化领袖的公开支持，左翼文化阵营有组织的集体宣传，民族救亡与大众立场的结合，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肇端于苏联的拉丁化运动迅速在国内打开局面，造就了广泛的舆论影响力。1936年胡愈之曾形容“汉字拉丁化已成为目前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问题，却是丝毫没有疑问的”*，应当并非过分夸大之词。

　　当然，汉字拉丁化运动依托政治民族主义而兴，也因此屡遭各界抗议和反对。在民族国家时代，“书同文，语同音”所代表的统一语言文字规划，本身就是国家政治文化秩序的一部分。因而在国民政府看来，使用拉丁字母和拼写方言，即是对现行语言文字规划也就是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挑战，绝对不能放任之。另外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和胡适所言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政权的基本价值取向，他们对传统文化整体上取一种认可的态度，因此也不能容忍对汉字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基本符号加以激烈变革。出于这一原因，政权面对勃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除了直接攻击其是“拿苏联卢布”和“消灭中国文化”外，还表现出了极强的维护汉字的文化正统意识。这一点，在1936年通过的《文化建设事业纲要》这一体现基本文化政策的文件中有鲜明体现。《纲要》多处涉及语言文字的统一化和规范化，例如其中的“纲领八”规定“加紧推行全国标准语，以促成语言之统一”， “纲领九”规定“确定汉文正楷为正规字体……订定简易正确之文字教育法”，“纲领十”规定“取缔拉丁化汉字及任意不正规花纹立体字”*。如果联系当时加强社会控制和厉行推广民族主义的语境，就不难看出上述规定背后的政治意涵。事实上，汉字拉丁化运动在社会上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非议。者批驳其分裂中国语言，汉字本位论者更从民族文化一统和民族认同角度加以激烈声讨。这些反对声音不仅始终存在，1936年后还伴随着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之勃发而日趋高亢。*整体观照这些现象，我们就会辩证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民族危机同时促成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围绕汉字的激进和保守立场才能各自制造舆论热点并分别形成阵营。

　　在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时期，语言文字的变革往往超越学术范畴，演变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甚至政治问题。30年代勃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既内在于“五四”以降现代语言运动的发展脉络，又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动因——它是左翼思潮在语文领域的集中映射。

　　在与左翼思潮融合的本土化过程中，汉字拉丁化运动明显弱化了其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追求，而刻意凸显了更为现实的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目标 。出于对工农作为政治力量的重视，文化人比和一般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体认到大众化在革命动员中的重要性，加上此期他们普遍文化国际主义信念强烈而文化民族主义意识淡漠，因而能够坚定地“告别汉字”和提倡拉丁化。易言之，对汉字的价值判断即使再负面，如果不是深刻地与大众化这一革命意识形态内在捆绑，也根本不可能从理论批判转变为持续的社会实践。*至于汉字拉丁化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反响，首先与“五四”以来知识界的“左”倾化和社会氛围本身的激进有关。在阶级概念深入知识界，“大众化”成为新的合法意识形态的30年代，杂糅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对激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民主人士产生相当的思想吸引力，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时代现象。当人们乐于并且相信阶级分化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基本规律时，类似汉字为精英垄断文化之工具的观点也就变得容易接受。其次，1934年之后汉字拉丁化运动开始在国内勃兴，这也正是逐渐摆脱政治军事上的艰难处境努力复苏的时期，而其得以复苏的关键在于适时地推出了“统一战线”战略。汉字拉丁化的社会化历程，一方面得益于与这一战略的自觉结合，另一方面又为与文教各界统一战线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途径。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研究”(17BZS07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讲师 北京 100875 )